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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定风波 |
| 作者：文心 〖2008-12-11〗 |
黄州，原本只是湘鄂大地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城，只因为两件事而成为无数中国文人魂牵梦绕的地方。他们向着黄州翘首企盼，顶礼膜拜，使得黄州成为大多数中国人，尤其是中国文人心中永恒的文化栖息地，心灵归宿点。黄州先是因为赤壁之战而登上历史舞台，后是因为接纳了一位旷古末有的大文豪苏东坡而声名大振。前者显示的是谋略家的运筹帷幄，刀剑的冰冷，历史的无情，而后者显现的则是一代文人的笔墨，一位哲人的胸襟，一位巨人的气魄。
是造物主的阴差阳错，是小人的倒行逆施，是与健康文化氛围的大相径庭，使得苏轼这位蜀中才子来到了黄州，结识了黄州？那又是怎样的一个“投缘巧合”，以至于让我们在千百年后仍兴致勃勃地跨越古今，去追寻和了解东坡与黄州的缘份啊？
苏轼生于文化世家，与父亲苏老泉，弟弟苏辙同以文章重于天下，父子三人合称“三苏”，同在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列，而他又是三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。但“文章憎命达”，在文化浪头弄潮的人往往会被暗流袭击，以一生的不得志作为昂贵的代价。苏轼以文章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器重，欧翁曾断言“其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”，以至说 “老夫当避此人，故出一头地”。后来苏轼也的确不负前辈的期望，在诗、词、散文上都“独步天下”。但他同样仗一股锐气打拼政坛之时，却遭到了一再的失败，更因所谓作诗“谤讪朝廷”的“乌台诗案”而贬谪黄州。
苏轼的一生，仕途浮浮沉沉。被贬黄州是其人生的极大不幸，但政治上的不得志恰恰又成全了他。中国的历史上可能少了一位政绩斐然的高官，但中国的古典文学却从此展开了全新的一页。翻翻中国文化的典籍，如果没有了东坡的作品，那一定会黯淡许多，会少了许多怦然心动，少了许多拍案惊奇！
感谢上苍赐予中华一位苏东坡，让那样灿烂的文明得以在今天傲然于世；也感谢苏东坡没有湮没在仕林苦海，虽终身失意，但仍用豪放的心灵大气的笔触写下那么多耀眼的诗文。
元丰二年，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，苏轼也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，两者一起提升，两相成全。
在黄州，亲朋好友皆因畏惧牵连避而远之。他们都是好人，只是身不由己，苏轼都理解，但又有谁理解他呢？他刚刚从劫难中捡回一条性命，身心俱疲，身在异乡，亲朋无一，而自己的理想可能终生不能实现。肉体上的伤痛算不了什么，但精神上的孤独，却足以让一个文化人痛苦到极点。
然而渐渐习惯了黄州的生活后，天性随意豪放的他，看着“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”，“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”，又怎能不高唱 “桂棹兮兰桨，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”？又怎能不感慨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，则天地不曾以一瞬，自其不变者仰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……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豪而莫取。惟江上之春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为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适”呢！
到底是什么使苏东坡能够有如此广阔的心胸？是他研读过的佛老，还是黄州陶冶性灵的山山水水？似乎都不完全，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高过佛老，超越既定的积极。想必是他在此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宁静的氛围，尽管遥距北辰，尽管有人监视，但日子还算平静，沉思人的一生，静下心来去探究人生的真谛。东坡在这里成熟了，真正找回了自己，不去想过去那些不愉快，那些悲哀、悲苦、悲痛、悲凉、悲愤统统都化作青烟随风而去吧！于是，我想起了《定风波》：
三月七日，沙湖道中遇雨。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。已而遂晴，故作此词。
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，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山头斜照却相迎，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这首词写于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苏轼贬谪黄州的第三年。
后人向来将苏轼的散文与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并称为“韩柳欧苏”，有人曾说，“韩如潮，柳如泉，欧如澜，苏如海”。苏轼与韩愈的浩瀚奔腾，柳宗元的晶莹澄澈，欧阳修的平易舒畅，比较起来则更显得汪洋恣肆，气势宏大。其实，在做人方面，又何尝不可以说“苏如海”呢？
他有着如大海般的气势汹涌。当年在京，他就不顾个人安危，对王安石的新党和司马光的旧党提出批评，其不顾安危，据理力争之势恰如海洋之波涛汹涌。
他有着大海般的心胸，可以吞吐日月，可以忽视一切不如意，永远保持一颗乐观的心。
贬到多远，他都不在乎，“是处青山可埋骨”。贬到杭州，“我本无家更安往，故乡无此好湖山”。贬到惠州，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做岭南人”。贬到海南，“九死蛮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。
大海终于平静，以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到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任那风雨再大，也永远地定了风波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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